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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運政治與日本野心:推遲東京奧運會為何這麼難?

奧運會作為國際主義理想的代言,呈現着與多種政治秩序和意識形態圓融的機會主義色彩;作為一個宏觀而泛泛的概念,不免被各種形態的政治實體利用。


2020年3月23日,日本東京台場區的奧運五環裝飾。 攝:Behrouz Mehri /AFP via Getty Images
2020年3月23日,日本東京台場區的奧運五環裝飾。 攝:Behrouz Mehri /AFP via Getty Images

2020年3月24日,隨着國際奧委會主席托馬斯·巴赫(Thomas Bach)宣布東京奧運會延期一年,2020年的國際體育日曆已正式清空。近一週之後,為了給疫情防控留足時間,國際奧委會確定東京奧運會推至2021年7月23日開幕。這是現代奧運會開辦124年來第一次被推遲,也是一次遲來的延期。

世衞組織在3月11日宣布疫情「全球大流行」後,超過100個國家和地區出台出入境限制,國際航班逾八成停飛。在此情境下,令來自206個國家和地區的超過11000名運動員於7月末齊聚東京新國立競技場,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3月中旬,身在歐美的明星運動員們相繼感染2019冠狀病毒;隨着世界範圍內包括健身房、游泳池和室內球場等公共場所相繼關閉,運動員們已無心訓練,隔離在家,不少人通過社交媒體呼籲奧運改期。但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內務官房長官菅義偉和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依然表示要確保奧運會如期舉辦。3月17日,巴赫表示「任何猜忌都會產生副作用」,國際奧委會「鼓勵運動員在2020年的東京拿出最好的表現。」若非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相繼宣布退出,不知國際奧委會和日本政府還要給普羅大眾注射多少針強心劑。

究竟是日本死保2020東京奧運如期舉行?還是國際奧委會一廂情願無視疫情?考慮到體育並非國際博弈與國內政治的真空地帶,這場鬧劇更可能是雙方合力的結果。或許,相比「何以至此」,「何難以至此」 ——為何奧委會和日本政府的決定如中國大陸、歐洲、美國的疫情防控一樣姍姍來遲?——才是在疫情的放大鏡下,審視史無前例的推遲和現代奧運歷史該拋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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