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前線

荷蘭大學聘用學者放棄「期刊影響指數」制度,是開放科學還是減低國際競爭力?

比起期刊發表量及影響指數,看重研究質化表現、學者與社會連結的「認可與獎勵制度」是否更適合評估學者的表現?


荷蘭烏特勒支大學。 攝:PHAS/Universal Images Group via Getty Images
荷蘭烏特勒支大學。 攝:PHAS/Universal Images Group via Getty Images

比起期刊發表量及影響指數,看重研究質化表現、學者與社會連結的「認可與獎勵制度」是否更適合評估學者的表現?

你認為「認可與獎勵制度」會減低科學研究的品質嗎?

有些人認為實行「開放科學」或「開放資料」可以推動香港成為智慧城市,你有什麼看法?

2021年7月,荷蘭烏特勒支大學決定2022年起,聘用或升遷研究人員時放棄採用學界慣常使用的「期刊影響指數」,並改用指標更多元化,更廣泛的「認可與獎勵制度」。新制度期望可以提高學術研究的公開和透明性,以學校促進開放科學的發展,實現「開放科學」的概念。

「認可與獎勵制度」提出六個面向的「TRIPLE模型」,以評估研究人員在團隊精神、研究、對科學和社會的影響、專業表演、領導性以及教育表現。面向重點不但關注研究人員在學術方面的工作,也評估學者在社會與公共政策上的貢獻,擺脫舊時以期刊發表量與影響指數為單一指標的做法。

「質化」與「量化」的爭議

當地有383位年輕學者簽署了《我們需要擺脫科學中的計算》公開信,主張「科學出版品不是衡量科學家唯一的標準」。他們認為量化指標為研究者進行「評分」,會限制研究人員發問、研究與發表的方向,也忽略了學者在學術以外在社區的貢獻。他們也表示,現代科學家會分享科學發現,幫助解決社會問題,提供專業意見。因此指出外界也需要關注學者在學術以外多元化的角色和貢獻,推動「認可與獎勵制度」。

但是,荷蘭學界也有響起反對的聲音。170位醫學和自然科學為主的學者,聯名在《科學指南》發表了一封公開信《新的認可與獎勵制度有損荷蘭科學》,當中包括諾貝爾獎化學獎得主伯納德・費林加、前教育部部長羅南・普拉斯特克等。

他們認為改用新制度,會使學術評鑑和研究計劃審查隨機化,科學研究有可能會受到政治或其他因素影響,這對年輕科學家會產生負面影響,減低其國際競爭性。

信中表示,他們不是完全反對新的制度,並建議應由每個學群自行決定如何評估各個學群的研究員。雖然在質化研究的範疇中,可採取較多元化的指標,但是在精密科學的角度來看,如物理或醫學方面,國際公認的量化標準最為準確。

有一批年輕醫學與自然科學家也撰寫了另一封公開信,名為《新的認可與獎勵制度可能會傷害弱勢群體》。他們認為新指標把評估研究數據的量化指標,改為評估質性敘述內容,會令某些弱勢群體,如女性或一些少數族群的科學家,處於不利的位置。指標過於質化,過程變得猶如作文比賽,評估分數就像彩券,依賴運氣,令弱勢群體無法取得同樣的評核標準。

「開放科學」在香港的發展

「認可與獎勵制度」其中一個標準是實行與推動「開放科學」,透過推翻舊有制度,致力實行改變,讓不同背景的人都能夠自由運用科學研究的數據。

仔細來說,「開放科學」意指不同階層與專業的人,都可以接觸科學研究、資料以及相關報導。這種模式能讓大眾了解與閱讀科學研究,讓新思維與想法能在社區快速傳播,提升科學研究的準確性。它也能防止重複、不必要與多餘的科學研究,從而減低研究成本,節省開支。

今年8月,香港政府就開放了超過4000個資料集供市民參考。但據南華早報報導,香港中文大學數據科學與政策研究課程主任黃偉豪教授指出,許多政策制定者對開放數據所帶來的效益存在迷思。他遂指出,一項曾就香港市民對「開放資料」了解的調查發現,有少於四成的受訪者有聽聞「開放資料」一詞。據端傳媒翻查資料,也發現本地有關「開放科學」的學術研究也不多,反映香港社會對「開放資料」和「開放科學」的認知有限。

除了荷蘭積極推動「開放資料」與「開放科學」的概念,新加坡政府早在2011年也成立一站式的公開數據庫網站,數據來自超過70個公共機構,供市民免費使用。網站的資料也開發了超過100個應用程式,定時更新;網站也設有博客版面,供用家分享自己運用資料的成果。

另外,台灣對抗2019年新冠疫情的時候,把有關疫情的資訊與數據公開給市民,令市場浮現不同對抗疫情的科技工具,這對台灣整體對疫情的控制起了正面的作用。

你認為「認可與獎勵制度」會減低科學研究的品質嗎?

文:端傳媒實習記者周悅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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