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風物 音樂人專訪

說完道別之後,相信重逢——當我們和 RubberBand 談起新專輯

無法迴避的兩年,一首歌接著一首歌,新專輯《i》是這樣誕生的。


RubberBand低音吉他手阿偉、鼓手泥鯭與主音6號。 攝:林振東/端傳媒
RubberBand低音吉他手阿偉、鼓手泥鯭與主音6號。 攝:林振東/端傳媒

香港樂隊 RubberBand 的第9張專輯《i》,原本準備在2020年3月發佈。最初構思這張專輯時,吉他手阿正(馮庭正)覺得很想要和一些其他音樂單位合作,碰撞一些火花。他甚至做了一個 powerpoint 幻燈片,鄭重其事開了個會,向他的三個隊友做idea pitching:交響樂團、中樂團、爵士大樂團(big band),「分別是這樣、這樣和這樣的,你們覺得哪個好?」那時是2018年底左右。

「簡直當我們是廣告公司。」主音6號(繆浩昌)笑著說。

他們最終選擇了爵士大樂團,除了風格契合外,他們的老拍檔音樂人、監製雷柏熹本身是一個爵士琴手,也是重要的因素。一開始只是想合作做一場音樂會,在構思的過程中,他們逐漸想要這樣合作錄一整張唱片。在不同的採訪中6號幾次提到,這是一張「義無反顧」的唱片:每一首歌都超出預算很多。每一首歌都需要在合作中尋找平衡。然而前往日本與京都管絃大樂團錄了僅僅三首歌之後,世界就遇上了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

我們和 Rubberband 的成員們,一首接着一首歌,仔細聊了聊這張唱片的音樂。

阿偉、6號與泥鯭。
阿偉、6號與泥鯭。攝:林振東/端傳媒

在做完之前,我們都想像不出成品的樣子

在鼓手泥鯭(黎萬宏)看來,選擇與管樂的合作是順理成章的。從 Rubberband 第一張碟以來,歌曲中已經有吹口樂器;至今他們的歌曲中一直有很多吹口配器。以前的吹口部分,可能只用三四支樂器吹奏,然後不停地疊加,造出千軍萬馬之勢,「但現在編曲上要13支樂器一起演奏、錄音,感覺非常不同。」泥鯭說。

決定了合作類型之後,就需要選擇合作對象。泥鯭記得,有不少與各國爵士樂團合作經驗的雷柏熹極力告訴他們,波士頓、紐約的感覺最純正,日本的樂團他也合作過。「他告訴我們,其實香港不是沒有樂手,但比如這次幫我們錄音的京都爵士樂團,他們本身已經是一個十幾年的固定團體,有自己的觸覺,」泥鯭說,「那和香港很多五湖四海的樂手合在一起吹出來感覺,是有一點分別的。」

另一個重要的考慮是配套,低音吉他手阿偉(李兆偉)補充道。要在香港找一個錄音室,可以錄製13個管樂團樂手加上樂隊七八個人的演奏,是很困難的,哪怕找到了,也未必那麼有專業的針對性。2019年的6月下旬,他們拿著寫好的三首歌去到日本錄製,那裏無論是錄音室還是裏面的工程師,都是專門做爵士樂的。

這張專輯的義無反顧,除了成本,還體現在決心上。「你敢不敢去做?但你這一刻不做,就不知什麼時候能再做了。」阿偉說。

在以前的創作中,只要有了 demo、有了初步的編曲,阿偉大概能在心中勾勒出成品七八成的樣子。但這張唱片開始的時候,他想像不出來。「我們在想,和 Big Band 合作,到底是做一種真的很接近 Big Band 的音樂?還是我們做回我們的音樂,樂團配合我們更多?你不知道最後出來的平衡會是怎樣。」阿偉說,「我們一邊做,自己的心態一邊在改變,再加上與外人合作有新的靈感和衝擊,一邊影響著整件事,到最後像在做一個實驗。」

但在疫情發生之後,他們不再能去日本錄音了。於是在雷柏熹的幫助下,雙方遠程合作,寫好的音樂錄回 demo,再來修改,就像用 zoom 開會一樣。「就沒那麼爽了。」阿偉說。

但合作的成品還是讓阿偉覺得很開心:「又不是我們最初想的,很 Big Band Jazz 的風格,也不是很純粹 RubberBand 的風格,我覺得最開心的,是這個實驗將兩件事放在一起,是可以融爲一體的。」

另外兩位成員在一旁各插一句補充。

泥鯭說:「又不是奶茶,又不是咖啡,是鴛鴦。」

6號說:「如果太多牛奶味,朱古力味就冇掟企。」

Rubberband主音6號。
RubberBand主音6號。攝:林振東/端傳媒
Rubberband鼓手泥鯭。
RubberBand鼓手泥鯭。攝:林振東/端傳媒
Rubberband低音吉他手阿偉。
RubberBand低音吉他手阿偉。攝:林振東/端傳媒

各自放下繮繩

RubberBand 四名現任隊員,已經在一起做音樂十餘年,在喜愛的音樂風格上會有其默契,例如大家都喜歡騷靈音樂,Funk,等等,但同時也有各自的音樂偏好。

「阿正的背景是讀電影配樂的,他本身寫的旋律或者對流行曲的理解,電影感會比較強。」泥鯭說,「我本身成長浸淫的背景可是聽老歌,民謠、搖滾、迷幻。」6號則喜歡世界音樂,從拉丁美洲、非洲的民族音樂,到蒙古的呼麥,同時喜歡正統、律動較重的黑人音樂。對阿偉人生影響最大的,則是從70到90年代的搖滾樂。因而到了創作階段,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取向——6號認爲阿正喜歡寫一些「正面歌」,他戲稱爲「很迪士尼」,而他、泥鯭和阿偉則有時會想試「cool」一些的東西。

RubberBand 寫歌的方式,通常由其中一個人先開始做主導,起個模子,甚至寫了整首歌——「比如阿正常常包辦整首歌」泥鯭說,然後在排練的時候,再大家一齊修改。

當各自的想法方向不同的時候,就猶如拔河隊伍的兩端拉鋸,若不想有人被拉扯,總要互相讓步。6號將這個過程稱爲雙方「放下繮繩」。

《i》專輯創作期間,他們是有過一些爭執的。繮繩的兩端,通常一邊是當日缺席採訪的吉他手阿正和他們的老拍檔雷柏熹,另一邊,則是另外三位成員。

「他們最初想做一張正統些的爵士專輯,就像以前HMV商店裏的爵士房,但我們三個……可以坦白說,創作中間有一些困擾的。」6號說,「這樣寫,到底是不是在寫 RubberBand 的歌?還是別的東西?」

在幾個月中,他們就這個問題不斷討論。「如果堅持做一張很正統的爵士樂唱片,可能我們的參與度會低,或者比較濫竽充數——我們不懂那東西又強行做出來。」6號話鋒一轉,「所以我也很感恩大家互相的體諒和明白……大家慢慢放下繮繩,你放一點,我放一點。」

泥鯭回憶,從一個歌的模式究竟是 ABA、ABBA,還是 ABCD,甚至到編曲、樂器,這裏要吹彈些什麼,隊員們在創作時會有磨合,也會有自己的堅持。

6號形容,人長大了,就懂得輪流坐莊。

Rubberband三位成員:低音吉他手阿偉、鼓手泥鯭與主音6號。
RubberBand三位成員:低音吉他手阿偉、鼓手泥鯭與主音6號。攝:林振東/端傳媒

每個人做好自己,就已經是很多

第一首歌《¿醒未?》,是四人都喜歡的騷靈、funk 風格。6號形容,從十四五年前,他們聽到類似風格,例如美國廠牌 Motown 的音樂,已經會覺得很興奮,近年亦逐漸開始向這個方向發展。此前的《飛天》《脫軌時刻》等歌曲,就是類似的嘗試。「但那兩首歌都沒有用 Horns(號)。到這首歌就覺得,不要放過這個機會,要把這個元素放進去。」6號形容這首歌的能量水平像一個鬧鐘,適合在音樂中開場。

接下來的《孤島人》,則恰恰是各自放下繮繩的結果。6號和泥鯭都喜歡英國樂手、警察樂隊主音 Sting 的那股味道,會經常想「試一試底線」,做出「冷峻一點的東西」。「呢條友仔(阿正)成日話『哎,唔好啦!』,」6號說,但最終也各自讓步。泥鯭提醒道,這首歌的編曲不像第一首,沒有那麼滿,總會聽到樂器出現,反而是有很多留白,就是爲了營造酷一點的氣氛。最終成品帶來的感覺,阿偉形容爲是夜晚的城市,在中環獨自行走的落寞。

而第三首歌《每道微小》,6號認爲,就是阿正和雷柏熹得心應手的作品了:熱鬧,高潮起伏,而中間又放入了很多其他元素,例如像追名林檎在《東京事變》中使用的人聲失真,例如在英國看完音樂劇之後獲得了的元素,「像煮一煲湯一樣,把這些元素放下去,」最終出來的效果「蠱蠱惑惑」。這也是一首完整在日本錄製的歌曲。

《每道微小》的歌詞寫於香港的運動發生之後,由6號和太太、填詞人呂甜共同創作。一個讓他們印象深刻的靈感畫面,是瑞典環保女孩格雷塔。「在大時代裏面,每個人做好自己已經很難,有時也會氣餒,不要怕人微言輕。」

泥鯭則補充道,「除了運動之外,很多價值都不需要勞師動衆、上街去守護,基本上我們日常生活做好自己,有些價值就已經守得住。這是很重要的。從2014年已經有人在講,我們能做到些什麼?但其實每個人做好自己,就已經是很多了。」

他還認爲緊守崗位的價值也體現在他們的創作上:「每個人守住自己的崗位……比如雷柏熹覺得(歌曲)『這裏不行,一定要有些東西在這裏』」,於是在每個人對音樂的堅守之下,在拉鋸的過程中,專輯最終成了所有人想法的結晶。

接下來連續兩首情歌,6號說,也由阿正包辦,是他擅長的曲風。《朝著大海》本身是廣告歌,靈感來自日式復古愛情歌曲,曲風歡快,歌詞直率,也是樂隊少有的寫愛情的歌曲。《First Date》的靈感來自阿正爲電影《喜歡你》做電影配樂時,金城武和周冬雨在雨中的一個慢鏡頭,demo 的名字就叫《raindrop》。「那是他很耍家的東西,浪漫,旋律很美。」

然而整張專輯,從這裏開始急轉直下。

泥鯭、6號與阿偉。
泥鯭、6號與阿偉。攝:林振東/端傳媒

時代選中你我而你我百毒不侵

「《First Date》接《漫長》,flow 有一點點怪,但我覺得很有心思。」阿偉說。「一個極度的甜蜜變成……和我們的社會很像,一下子氣氛變了。」

6號補充,《First Date》這首歌,與後面連續4首歌的反差很大,它舒服、甜、溫婉,到一個極致,但往後這個社會出現了很多狀況,這兩個本身很親密的人,一個迴轉,就要面對世界上所有不快的事情。

「本來是兩個人的事,變成了史詩性的事,大家跌入這個史詩的漩渦中,」泥鯭說。6號在一旁把句子接完:「沒人可以抽身,」「包括這兩個情侶。」泥鯭又接下去說。

《漫長》這首歌是所有成員加上雷柏熹大家一起寫的。原本是想寫類似成他們舊作《心照一生》那樣娓娓道來、講故事的旋律。但一進 Band 房,大家就心照不宣:「不如給它一點力量。」

「2019下半年,每天看很多直播、新聞,知道有很多不公義的事情發生,人很氣餒,」大家很快達成一致,決定寫一首給人力量的歌曲,6號記得泥鯭講過,希望是像 Beatles 的《hey jude》那樣的作品。「這首歌大家甚至想它快點能出,雷柏熹幫我們遙距與日本溝通,快快完成錄音。」

在2020年叱吒樂壇流行榜頒獎典禮的直播上,RubberBand 表演了《漫長》。6號在演唱前說,這不但是一首打氣歌,更是一首陪伴歌。「這首歌記載了 19 年 20 年所有朋友一齊經歷的事情,我們都會永遠陪著大家,儘管很難過的時間是漫長。」

這首歌是這樣寫的:「時代流轉這刻在這地,是否選中我?如何殘缺結果尚未到期,哪甘心放棄。」

第七首歌《百毒不侵》是一首講述催淚彈的歌曲。它的雛形是6號在 GarageBand 中找到一條「好型」的 bassline,最終逐漸發展成現在的模樣。阿偉形容這首歌同樣是「放下繮繩」之後的成果,不是很標準的 Big Band Jazz,沒有《每道微小》那種亮麗的高音,最重要的部分反而是伸縮號低音,那種低沉的力量像一群人在街頭抑制著的咆哮,那是阿偉很喜歡的感覺。而歌曲那四個重要的音,填什麼好呢?在很多樂隊演出時,類似的位置會處理成樂迷大合唱,如果想不到這四個字,很可能就填「 o o o o」。但6號想要再努力一些。6號的住所靠近一個警署,而家裏養了兩隻貓,那一年遊行後回到家,抽氣扇開也不是,不開也不是,很擔心沾染的催淚彈的毒氣會傷害到貓。他的這股怒火最終化作了《百毒不侵》的歌詞,那四個字,便是「百,毒,不,侵。」

《健兒》的創作原點來自泥鯭,原本是爲了東京奧運會所寫,希望挖掘一些以弱勝強的故事:「一些是未必世界一級的選手,也值得尊重。」阿偉說。由於是世界民族參與的運動會,編曲時考慮過不同國家的音樂元素,包括冰島維京人的音樂等。最終這首歌在開頭採用了紐西蘭毛利人的 HAKA 舞咆哮,最後敲擊樂的部分用了日本太鼓,這讓喜歡世界音樂的6號十分喜歡,再加上吹口樂器,一首歌中有不同文化混合,6號稱之爲 「泛太平洋」。

而東京奧運最終因爲疫情推遲,至今遙遙無期。歌裏的故事也變成了每一個人。「儘管奧運搞不了,游水標槍健兒的比賽我們看不到,但你鏡頭一轉,其實在座,我們的父母、下一代,每個人可能都有自己的賽場。賽場可能在學校、可能在辦公室、可能在自己的人生。再推而廣之,人生賽場更殘酷,沒得喘息,到你生命完結一刻你的健兒生涯才完。」於是6號就把它變成了現在我們聽到的模樣。 

《i》的最後一首歌《練習說再見》,是一首略顯傷感的告別曲。那最開始是阿正在後期丟出來的一個 demo,demo 的名稱就叫「farewell] 。節奏是六八拍,對於演奏者和主音來說,都不是最舒適、手到擒來的節奏,但意境很好。「整張唱片經歷了八首這麼豐富的旅程之後……我也覺得可以寫一些相對沉一點題材。」6號說。

2020年,6號送別了自己的母親,見證了朋友婚姻狀況改變,甚至得知有人遁入空門。寫歌寫到腦閉塞,他在家裏找到一本台灣雜誌叫《練習》,那整整一期的內容,都是在教人練習說再見。他想起樂隊2011年在土耳其的村落拍攝,村裏有一條狗一直跟隨他們,直到最後送他們離開。「現在那隻狗還在不在都很難說,但我印象很深。」6號深深體會到什麼叫一期一會,而用阿偉的話講,這首歌講的是緣聚緣散的故事,很是動人。

在如今的香港,他們也在經歷很多離開。「90年代,我們三個還在讀書的時,就經歷很多人離開,」6號說道,而那時恰逢97前的移民潮,「現在各自有家庭的時候,我們成了想這件事的人。原來時空會重複這件事,是真的。」

Rubberband。
RubberBand。攝:林振東/端傳媒

回應時代,無需刻意,但無法避免

《i》的另一特別之處,在於創作的時間橫跨香港運動,音樂情緒上聽得出特別明顯的分野,後來也出現了一些回應社會時事的作品。

6號回憶起,以前經常愛跟泥鯭說,不要太即時地回應一些社會上的事情,可能「跟車太貼」或者「抽水」。「但好像推翻自己前面的訪問一樣。確實,2019到2020發生了太多事情,這張專輯的原點就是來自這些。會不會是自己心態改變了?」6號自問道,「我想未必是改變了。只不過是世界上所有事情都太難以抵擋(overwhelming),很坦白說我們都還是很小的個體,都是被大時代推着走。創作時被啓發的意念可能都是來自周遭。確實,2019到2020是無法迴避的。」

至於創作者是否有回應時代的責任?這件事6號道看得輕鬆,他認爲創作不應該被框住,如果只能侷限於回應,就淪爲一個工具,沒有什麼自己的自由想法,「例如在這一刻,我們想講一下自己友情、家人,也是可以的。」

「在這個時代裏面,沒有一個人可以獨善其身。」泥鯭補充道,「就像6號所說,(創作者)不需要刻意(回應時代)。但如果你是一個正常人,你有所感覺,(時代)都會在你的作品裏面反映出來……你無需刻意,但也無法避免。」

而在糟糕的時代,RubberBand 的音樂也依然以正面爲主。哪怕是傷感的《練習說再見》,在說了整首歌的道別之後,最後還是話鋒一轉,相信重逢:「誰猜到散失後面,天空海闊,新一天漸暖。分開多遠,始終可遇見。」

「這個世界已經很慘了。」6號這樣解釋,「經常有朋友說,我們的歌給了他們力量。其實不單是聽歌的人,做歌的人,我們幾個,也會被歌曲感動。你如果這樣問,我覺得是,這也是我們相信的東西。」

這個世界確實已經足夠艱難。原本那個與專輯並生、想要和 Big Band 合作的演唱會,因爲疫情一拖再拖;原本想要請來日本一整隊管樂團,後來因爲預算問題未能成型,但也想請來一些首席樂手,但同樣因爲疫情未能實現。但 RubberBand 並沒有讓事情就這樣結束。演唱會改成了線上音樂會,日本的樂手請不到,就請了香港樂手。演奏者戴上口罩,吹奏與演唱者面前豎起透明隔板,就這樣,RubberBand 在2020年結束之前,辦成了這次演出。

「係咁架啦。香港人總會有辦法解決嘅。」泥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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