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電影 風物 對話

遭遇種族歧視後,我在柏林策劃了一場影展

無論對政府和警察有多麼失望,我對文化依舊懷有信念。公權力不作為的地方,恰是藝術和公民社會最需要行動的。


「我們該如何看到(彼此)?」How Can We See (each other)? 的現場觀眾。 攝影:Marvin Girbig
「我們該如何看到(彼此)?」How Can We See (each other)? 的現場觀眾。 攝影:Marvin Girbig

10月23日,我策劃的電影系列放映「我們該如何看到(彼此)?」(How Can We See (each other)?)在非營利組織 bi’bak 的影院 SİNEMA TRANSTOPIA 完成了最後一場放映,這晚兩位導演 Layla Toprak 和 Mukaddas Mijit 的影片和討論都帶來很多驚喜。活動結束後我甚至心緒有點激動,因為大家其實不知道,我做這個活動,源自於兩次親身經歷的基於國別、種族的歧視和攻擊。

2019年2月,柏林電影節剛結束,我和兩位從中國來參加影展的女性友人走在柏林 Kottbusser Tor 附近的大街上。這個街區魚龍混雜,常常有癮君子、毒販子、酒鬼出沒,我也在這裏被偷過一部手機。但它的亂也是它的「好」,因為三教九流,這裏也吸引了年輕藝術家,咖啡館雲集,畫廊鱗次櫛比。

正當我用中文跟朋友聊得起勁,一個擦肩而過的陌生人轉頭問:「嘿!你們說的什麼語言?是中文嗎?」我們看了他一眼,不加理會,繼續前行,他竟窮追不捨,並且語氣越來越有攻擊性:

「你們說的是中文嗎?你們是中國人?」
「這不關你的事!」我沒好氣地回答。
「你們就是中國人!我操中國!我操所有的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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